當醫糾遇上陪審
蔡以芃╱台灣醫事安全法學會總監
電影《失控的陪審團》中，男主角生動詮釋法庭攻防，企圖操控陪審團的手法點出了陪審制的另一面。近年政府大力推動司改，從藍營的觀審到綠營的陪審，無非想透過民眾參審來挽回司法信任，醫療糾紛引進陪審團的構想也不例外，卻忘了治療過程的糾結，恐怕不是陪審團能釐清。
日前總統府召開司改國是會議籌備會議表達司改決心，並提出兩項重要提案：一、涉及醫療、工程等專業領域，加入兼職法官作裁判；二、「人民參審」的做法傾向美國陪審制，陪審員具投票權，投票效力與法官同。的確，審理醫事案件取決於醫療判斷，仿效德國的兼職法官是不錯的想法，倘由醫師和法官共審，就能減少不必要的誤判。曾有病患吞嚥食物梗塞，法官自行翻閱急救手冊當判決參考，手冊範例圖片是「躺著急救」，便判決醫院不該讓病人「坐著急救」，但分秒必爭的搶救中，病人坐著施壓才能盡快吐出異物，也許法官不是恐龍，卻是醫學的門外漢。
陪審是公民義務，陪審團負保密義務，審判過程中不得接受外界資訊，美國各州立各法，但要求速審速決，簡單的案件數日解決、複雜的案件也許纏訟數月，此時陪審團會被「隔離」數月。如今社會資訊發達，重大案件必然曝光、各種評論紛至沓來，法官心證難免隨輿論的風向擺動，如何確保民眾參審前不會先入為主，恐怕是比司改更大的難題。此外，台灣的法官案件量大、訴訟耗時，除了簡易案件外，幾乎不可能幾天內判決，這種現況，如何讓民眾陪審?
其次，目前醫糾案由醫審會鑑定，大多數法官採納醫審會意見，但也有部分法官會自行解讀醫學文獻來判決，陪審團同樣欠缺醫療專業，通常只能藉庭上攻防下判斷，而我國醫審會醫師不負出庭義務，沒有機會接受交叉詰問，導致法官心證過於武斷，陪審團的想法容易被律師左右。政府一方面想降低糾紛，一方面卻只讓醫審會接受司法機構的委託，變成提告才能鑑定，許多民眾乾脆「告告看」，刑事不必預繳裁判費、順便讓檢察官充任免費律師。在對岸，雙方當事人合意便能鑑定，為的是讓民眾在興訟前釐清責任，這才是合理的做法。
訴訟是無奈的，漫長的過程讓醫病煎熬，換個角度想，除了鼓勵公民參與的陪審團，不妨積極思考以「醫事仲裁」替代訴訟，無論病家出面或指定仲裁人為代表，由仲裁協會廣召醫療及法律專家居中斡旋，不僅能解決相關訟案法官不懂醫學的窘境，亦能避免廢時曠日的訟累。曾因對邱小妺施以援手而備受肯定的李醫師，後接手一位騎車撞樹的病人而纏訟10年，三審後病家並未得到比最初和解金更高的賠償，雙方卻耗費了10年光陰。
民眾有權追求真相，若讓興訟成為鑑定的唯一手段，就是讓醫病不得不告、同樣也不得不被告。
